
据一位珠海银隆股东透露,公司现在发展很快,原来的管理比较粗放,格力系入股后,开始规范公司治理,整体来看,珠海银隆的管理模式正在朝符合现代企业管理、符合先进制造业管理的方向转变。他强调:“格力能够走到今天,管理一定有好的方面,董明珠进来之后对珠海银隆的管理做改进是必然的事情。”
郭台铭看上宝安西乡一处厂房,建起富士康精密组件厂,招了几十号人,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。这成为郭台铭在大陆事业帝国的起点,4年后,富士康在深圳黄田的工厂揭幕。到龙华选址时,郭台铭拿出偶像成吉思汉当年开疆扩土的气魄。他站在荒地的高处,对着比人还高的野草丛拍板“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”。
这位出生在眷村的警察儿子,新身份是台商。在当时的深圳,这是带着光环的身份。1988年在后来被称为“台商元年”,台商在大陆投资建厂的大幕由此拉开。事实上,在此之前,两地往来已经暗流涌动——从1985年开始,不乏有散兵游勇的台商偷偷摸摸跑回大陆,探亲或者做生意。政府层面也逐渐松动,1987年,蒋经国同意有条件放开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,第二年,国务院出台了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,遥相呼应。
这是个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公房小区,木质的楼道走起来吱呀作响。记者爬上28号楼4楼,楼梯正对着就是404。相比周围老旧的门头,这个门要新得多。杨敢连介绍,原本,这里是朱晓东和母亲居住,杨俪萍嫁到朱家后,这里便重新装修作为婚房。房子不大,约30平米。
▍主要结论:此次疫情对行业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点:1)在互联网医疗等创新业务领域,自前期政策自上而下加速引导后,此次疫情期间,部分用户自下而上培养了初步的使用习惯,对行业有望形成脉冲性的重要推动;2)在信息化系统建设领域,短期受实施后延影响,中长期看,订单、政策节点、市场空间、产品等各个维度基本面仍维持长期景气,政策支持受疫情影响亦或将边际向上。
但风波平息后人们发现,富士康在各地的工厂招工处,依然挤满了排队的年轻人——它是流水线工人们的向往之所,这个事实并没有因为“跳楼事件”而改变。这是郭台铭的成功和幸运之处。曾担任郭台铭顾问的特里•陈将前者的成功归结于勤奋:“他每天工作15小时,每周工作7天。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富士康的技术,正因如此,他的判断比高管们都要准确。”